【端午·纪念】詹建俊 | 董希文把民族风格带进油画

董希文先生

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董希文先生，生前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呕心沥血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美术人才，为中国的美术教育留下了熠熠生辉的印记。

　　1953年，我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毕业后继续留在美院彩墨画系读研究生，这期间有一整年的时间是由董希文先生教授素描的。董先生对苏联的素描不是太主张的，那时候有些人从苏联留学回来，拿了那边学校的示范作品给大家临摹，每个人都要准备一排不同型号的铅笔，画得非常细。但是董先生并不太主张素描非得用那么多铅笔，画得那么细，他认为关键不在粗细，这和当时美院吴作人等先生的观点一样，都接近于西欧式素描教学。虽然董先生没有去欧洲留过学，但是他先后读过很多美专，苏州美专、杭州国立艺专、上海美专，还到过越南河内巴黎美专分校学习，这中间他的老师大多是西欧留学回来的，比如林风眠、常书鸿等等，所以他所接受的主要也是西欧流派的风格。

　　顶住压力的“前卫”教师

　　1960年的时候，我已经从“马训班”毕业并且留在油画系当老师，这时候进入第三工作室做董先生的助教。中央美院的工作室制度，是从1959年开始设立的，最开始是以吴作人、罗工柳、董希文三位先生的名字命名，后来改称第一、二、三工作室，仍是这几位先生负责。董先生在教学中最有特色的主张有两个：一是“兼容并蓄，广收博采”；二是“因材施教，顺水推舟”。他一方面提倡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学习，一方面主张对西方油画艺术各种风格流派采取“兼容并蓄”的精神，提倡“广收博采”。

1963，第三画室师生合影（前排右起：詹建俊、董希文、许幸之、梁运清，后排：孔繁启、陈向群、齐梦慧、霍连山）

1961年，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三工作室师生合影(站者左起：许幸之、詹建俊、刘秉江、董希文、王路、王霞、高泉，蹲者左起：李秀实、邵伟尧)

1960年，董希文参加集体创作《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左起李恩杰、董希文、詹建俊、谢添等）

　　董先生主张古今中外兼收并蓄，也主张艺术个性，但他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革命历史画创作方面。1949年他画了《北平入城式》，吸收了年画和壁画的特点，热情地歌颂新中国。

董希文 《北平入城式》 纸本水粉 80×116cm 1949年

　　在“反右”和“文革”时期，他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对于创作的热情。我记得他最后一次在革博修改《开国大典》，刚从医院里出来，为了防止胃病发作，旁边放着苏打饼干，就这样坚持着改。虽然政治任务使他不得不改，但他始终是满腔热情在做这件事。“反右”之后，董先生还画了《百万雄师下江南》、《千年土地翻了身》等等，所以他是最支持“双百方针”的人，在实践中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的人。

董希文 《百万雄师下江南》 布面油画 200×466cm 1960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董希文 《千年土地翻了身》 布面油画 77×143cm 1963年 中国美术馆藏

　　反对把模特当成教具画

　　董先生在教学里面还主张根据学生的个性来因材施教，顺水推舟。他的教学不同于别的工作室，很注重发现学生的艺术特质。有一个学生画得黑乎乎的一团，大家都觉得不好。但董先生就能从中看出好的地方来，发现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的特点，引导学生加以完善。他教学的时候都是先肯定学生的个性，然后再提出不足。

　　董先生很反对把模特当作教具看，而是要学生把模特看成活生生的人，要把对对象的感觉放进去，而不是用死的规律去画死的对象。当时很多学院里面都有一个问题，就是高班、低班侧重的内容不一样，很多人认为创作就是创作，习作就是习作，习作的规律就是画死的对象，像画模型一样。董先生就不主张这样，他始终不分高、低班，始终强调要有作者对对象的感觉，不能把感觉抛开。所以他不主张在教学上把所谓自然规律、客观规律，与社会规律截然分开。董先生要求的是对生命的表现，始终把艺术家的生命与对象的生命结合起来。

董希文 《翻身农奴》 木板油画 53x40cm 1961年

董希文 《藏女阿管》 木板油画 53x40cm 1955年

董希文 《娄山关》 木板油画 53x40cm 1955年

董希文给学生讲写生技法

　　把民族风格融入油画

　　油画民族化的问题，很多老一辈艺术家，包括延安时期都曾提出过，徐悲鸿、吴作人等先生的绘画中也都有民族的特色，但是董先生是最自觉、最鲜明地主张和实践油画民族化的。他不仅主张“油画中国风”应该是油画家努力的最高目标，还倡导油画中的民族精神、民族气派。董先生一生艺术探索的鲜明特色，是他实践油画民族化最直接的体现。

　　在他早期的《牧羊女》等作品中，能看到非常鲜明的敦煌影响，在这次美院的展览中，我第一次看到一张他在敦煌时期画的风景，完全是敦煌的手法，山和云彩都是装饰性的，从构图到色彩都很棒，从中特别能感受到他那种创造性的才能。

董希文 《山水》 中国画 107x160cm 1944年 敦煌研究院藏

董希文 《哈萨克牧羊女》 布面油画   160x127cm 1948年 中国美术馆藏

　　董先生油画民族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开国大典》，这是他的巅峰之作。他尝试将中国传统的多种元素跟油画结合，比他早期作品具有更强的油画效果。他将民族的创作方法、审美观、精神气质，全面融汇到《开国大典》当中。当时我看董先生画画，不像我们用调色盘，而是一碟一碟调好，笔也是一根根干干净净有次序地排好 ，用中国画的手法进行创作。

董希文《开国大典》 布面油画 230x400cm 1971年( 第三版)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董先生很喜欢传统瓷器上那种流畅挺拔的花纹图案，他《开国大典》的菊花就是吸收了这种用笔。他后来到藏区写生，表现藏民身上的装饰用的都是中国画勾、擦、点等灵活的笔法。同时董先生也主张表现对象时，不注重可变的光，而要重视不变的形，借此把握对象的本质。董先生的《开国大典》成了油画民族化的典范，这在当时形成了一股潮流。但其中有一部分人把民族化简单地理解为用油画的工具画中国画，就是勾线平涂，这是歪曲了油画民族化。董先生虽然重视形式手法，但他是融合的，讲究要消化吸收。他说我们的各种艺术都应该具有自己的民族风格，但我们不能把风格变成形式主义。所以他主张我们不仅要学习西方各种各样的油画技巧，发挥油画多方面的性能，还要把它消化、吸收，变成我们自己的手段，只有把精神融化在自己的血液当中，手头的东西才是你自己的。

董希文 《捻线藏女》 布面油画 81x60cm 1961年

　　董先生的民族化有他自己的特色，和吴作人先生的民族化不一样，吴先生的《齐白石像》也是中国风，相当有中国气派，但是董先生对敦煌的研究在他的艺术中体现得最鲜明，包括手法、色彩的装饰化等等，董先生的民族风格——装饰性成分多一点，而吴先生侧重精神多一些，技法上主要还是欧洲的。所以，中国风也好，中国的民族形式也好，它都不是僵化和简单模仿，它本质上是一种创新。东方和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要想融合起来不容易，要求我们两边都要通，都要抓住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而且表达的时候还不能有痕迹，要融化为自己的血液，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

　　民族性本身是一种天然的、潜在的审美习惯，在董先生那里成为一种自觉。在董先生的时代，我们面临的主要是艺术如何为人民服务，创造群众喜闻乐见、符合中国审美习惯的艺术。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时代环境不一样了，在走向世界的时候，就有一个如何应对文化竞争、如何在国际多元文化环境中凸显我们的文化活力和特色的问题。所以后来我提出要建构中国油画学派，其实学派也就是中国自己的特色，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自觉。作为中国艺术家，这是创新的一种选择，既要发展艺术家个性，也要善于吸收别人的东西，最终的目的是创造。

青年詹建俊先生

詹建俊 《起家》 布面油彩 140cm×348cm 1957年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詹建俊 《狼牙山五壮士》 布面油画 185cm×203cm 1959年

詹建俊 《潮》 布面油画 196cm×177cm 1984年 中国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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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艺术研究与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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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1914年端午生于浙江省绍兴县柯桥光华溇，1973年1月8日文革中逝世于北京。

董希文少年时受家庭重视新学影响，同时对中国宋元明清绘画及瓷器多有接触而喜爱，埋下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种子。先后就读于之江大学、苏州美专、上海美专、国立杭州艺专、École des beaux-arts de l'Indochine(原译:越南法国国立安南美术专科学校)。主要师从于颜文樑、林风眠、常书鸿、恩·巴蒂等人。广博众采，学贯中西，打下坚实的绘画基础。

学生时代即长年深入西南边寨下层地区的他，用大量的写生和创作探索具有中国艺术表现形式语言的线性油画，在《苗女赶场》、《哈萨克牧羊女》、《云南驮马图》等作品中表现出对民众生活的关注与同情。

1943年董希文远赴西北大漠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考察并临摹整理大量古代壁画，深入了解并掌握中国传统壁画的技法和精髓。

1946年他来到北平，应徐悲鸿邀请担任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后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运动，秘密印制散发大量革命宣传画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董希文以高昂的革命热情讴歌祖国的新生，创作出一大批气度恢宏，具有鲜明时代精神和民族风貌的巨制，如《开国大典》、《春到西藏》、《红军过草地》、《百万雄师过大江》等，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成为新中国美术的经典。

五、六十年代他沿着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并先后三次深入川藏牧民地区，不畏艰辛长途跋涉，体验生活并写生、创作出大量技艺精湛、独树一帜、充满生命力的作品，如《大渡河泸定铁索桥》、《班佑河畔高草地》、《山歌》、《边城亚东》、《千年土地翻了身》等，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产生重要影响。

董希文在对西方绘画艺术广泛研究和对中国传统艺术深刻理解与把握的基础上，寻找中西方绘画的交融点，于五十年代鲜明提出“中国画家应该有中国画家自己的气质，自己对于生活的想法、看法和表现法”——即“油画中国风”的主张并身体力行，在探索和开拓具有中国人灵魂气质的油画艺术表现形式中独树一帜；在他所创立的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的教学中采取“广收博采、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方针，与“因材施教、顺水推舟”尊重个性的教学理念，培养出大批视野开阔、风格独具的美术人才。

董希文在他五十八年的短暂生命中为自己所热爱的绘画艺术和为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以尽可能的努力尝试力图完成心中为自己定下的任务：负起对中国美术应有的一份责任。虽然他没赶上改革开放的机遇，时间和客观条件没能允许他达到期许的目标，留下许多遗憾，但是他在几十年前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已经留给后人值得参照的可能。

董希文所创作的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作品中，充满了阳光的气息，清新刚建的艺术语言传达出顽强的生命力。他在不事张扬的平和外表下有着坚韧的性格，无论顺境或逆境都始终保持着冷静思考的独立人格，他敢为社会担当使命的勇气和“一笔下去负千年重任”的精神，以及谦逊自省、正直不阿、待人友爱的美德都令我们永远深深的怀念、充满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