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胜天 | 吾师董希文

郑胜天，《人生偶遇》系列之一：《董希文》，油画，2012年

吾师董希文

北京火车站原在前门外。从一条灰灰泠泠的小胡同朝东望去，夕阳在高耸的车站砖楼抹上一撇暖红。1961年我到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进修，选择了董希文先生主持的第三画室。去北京时没带什么作品见师，就禙着画箱到前门外画了张很“苏派”的写生。我们那一辈油画学生都崇拜谢罗夫、列维坦。我毕业创作的指导老师汪诚仪又是马克西莫夫“油训班”高材生，所以我作画承“苏派”衣钵在所难免。银灰色调被视为最高境界。我在小胡同里找到了天然灰调子。虽然这并非董先生口味，但他大概觉得此子尚可教，不拘一格收下了我。

郑胜天在校尉营中央美术学院，1962年

郑胜天，董希文谈话摘记，1962年

1958年我毕业后先在浙美的出版社打了近两年工，编辑出版一本八开的《跃进画报》。大开本是我的主意。一份八页折叠不订，颇似今天的Tabloid paper。可惜出版不久，还是改回传统的16开本杂志规格，足见改革从来不易。由于是半月刊，组稿编审印刷的流程周而复始，毫无间歇。实际操作的又只有我和浙美附中毕业的应玉娥（肖慰）两人。好在我们都年青气盛，天天在编辑部和印刷厂之间疲于奔命。那年头还没有电脑传真机，编排全凭一把剪刀和胶水。修改或缺稿都得自己动笔。这是我头一次主持一份刊物。今生就此与出版结下不解之缘。

1959年大跃进恶果开始显现，进入所谓“困难时期”。一切责任都推给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很多项目纷纷下马，也包括我们的《跃进画报》。我被分配到版画系去创办连环画宣传画工作室，后来又教水彩课。到1961年才调回油画系任助教。次年系里给我去北京进修一年的机会。当时没有研究班。进修就是本科毕业后唯一深造方式。

董先生原籍绍兴。稽山鉴水，回荡秋瑾、徐锡麟的英气和周氏兄弟的文采，是人才辈出之乡。董先生先在杭州师从林风眠，后去敦煌虔修魏唐壁画。在那一代中国油画家中，他的画风和主张都与众不同。1959年中央美院油画系实行画室制。一画室由留学西欧的吴作人主持。二画室由留学苏联的罗工柳主持。画室所倡导的画风不言自明。董先生没出过国，但艺术观最为开放。他主张一手伸向民族传统，一手伸向现代艺术。从《哈萨克牧羊女》到《开国大典》，他本人的艺术实践也展现出一条探索中国当代绘画的独特道路。董先生于文革中不幸去世，1996年我去大雅宝胡同看望师母，见到先生大批遗作仍堆存于低矮的地震棚中，令人潜然泪下。

三画室教师除董先生外，还有许幸之、詹建俊、梁运清三位。许先生是三十年代前辈。梁先生刚从东德专攻壁画归来。詹先生是实力派领军人物，当年就以《起家》一画轰动艺坛。从三位老师身上我都得益甚多。2004年我在光州双年展上遇见年轻女艺术家彭禹，原来她在美院时也是詹先生高足。她年龄虽与我差半个世纪，论辈份还是学妹，曾相约一同去拜望老师。

那年在三画室进修的还有中央戏剧学院的张重庆和北京电影学院的李勇新。勇新是我在上海育才学校最要好的同学。我去杭州时他被华东艺专录取。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任教。他自幼有双巧手，干什么都无师自通，为人又热心乐助，所以人缘极好。我弟弟洞天那时正好考入电影学院导演系。我在北京时周末就常往小西天跑。勇新与我艺术上见解相似，这次不约而同都投靠董先生门下。

我们插在四年级班上作画，又住学生宿舍，颇有重归学生年代之感，有时未免轻举妄动。六十年代初政治空气趋向缓和，文艺上容忍度略见扩大。我和班上同学姚钟华、李喆生、张颂南、高振美（喻红母亲）常一起结伴去看展览，或到景仰的艺术家家中求教。团委书记赵庚生还让我们收集国外艺术家的资料办个展览。有次林风眠画展在中央美院画廊开幕，看到久违的大师笔墨，大家的激动无以名状。走出展厅正好碰见美协领导人蔡若虹。他对我们的兴奋不以为然，冷冷地说：“没有什么新鲜嘛！”后来又去一位教授家里访问。被问到我们如何走在一起，不记得谁不加思索地回话说：“我们是艺术沙龙。” 想不到没多久风云骤起，“资产阶级小沙龙”的罪名被加到我们几人头上。上述的事都成为思想立场错误的罪证。我虽然已结束进修学业。但一大批揭发材料还是转到杭州。留在北京的同学姚钟华等在毕业前夕遭到猛烈批判，很沮丧地离开学校。

郑胜天，《人物习作》，油画，1963年

郑胜天，《人体习作》，油画，1962年

在美院的一年时间虽短，却是我艺术求索中的转折点。“困难时期”生活仍很艰苦。美院食堂几乎天天熬大白菜。偶有一点鱼腥也是臭气扑鼻。可是连邓小平女儿邓琳也与大家一起端着碗排队。而我们在精神生活上却觉得空前丰富。董先生“民族化、现代化、革命化”的主张勾画出一种理想。陈规要突破，任重而道远。大家都觉得自己处于一个新时代的门槛，会见证真正的中国文艺复兴。这种革新者的自我定位使我们经常处于昂奋状态。画室中下笔语不惊人誓不休。课后时时刻刻都在讨论艺术。就是午夜到八面槽馄饨侯去吃碗宵夜，也不忘在腾腾热气中探究中国文化未来。我们最受益于董先生的应该是学到一个艺术家的立场：用自己的眼睛去观看世界，用自己的真心去表现世界。

半个世纪后，2009年我应邀去北京参加“全球艺术品收藏论坛”。最后那天来到北京画院参观，正巧他们在举行一个董先生画展。馆长知道我是董师门下就要我出来介绍。面对一批来自欧美的学者藏家，我说：“可能你们从来没有听过董希文的名字。但他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 我相信董先生对中国艺术发展的重要贡献，终有一天会被人们理解和承认。

郑胜天参观董希文《国风境界》画展，2009年

郑胜天、孙景波，《风起扶桑》，丙烯，2017年

内蒙之梦

很难忘记乘汽车去蒙古高原来到坝上那一刻的感觉。车在山坡上弯弯绕了半天。背后燕赵群山已伏脚下，天晴时说不定都能看到八达岭。汽车好不容易爬到坡顶，眼前突然出现一片无际平原，天高云淡，风清水寒，顿时令人忘却尘世繁杂，精神为之一振。

老同学刘天呈毕业后分配在内蒙师范学院工作，一直邀我去内蒙访问。在中央美院进修一年多时间里，我就先后去过三次。那时我正在寻找个人绘画风格。我喜爱厚重拙实的墨西哥艺术家里维拉和安吉亞諾；也对当时正在杭州办油训班的罗马尼亚画家博巴十分入迷。草原和草原人就成为我尝试新手法的理想题材。

第一次去内蒙是从坝上张北来到正兰旗。我与勇新、天呈和另一位内蒙师院的水墨画家张扬一起写生。这里并没有想象中的苍茫草原，倒像是江南的青山绿水。头一回住蒙古包；头一回喝奶茶，都说不尽地惊喜。画了一整天，空肚子回到住地，女主人送上满满一碗清澄的奶酒，喝完就醉倒了。白天穿过没膝的草原，野花迷人眼，蚊子隔着衣裳也能往身上钻。夜幕中找不到借住的“浩特”，走半天又回到原地，才知道什么叫“鬼打墙”。还是狗吠声才把我们带回了家。

第二次是寒假中来到呼和浩特。室外朔风凛冽，几分钟也难呆住。我们窝在宿舍中画穿蒙装的女孩，聊师院老师的八卦。天呈带我们去咖啡馆见识他欣赏的美女招待。让想象力掀开一页绵延的塞外浪漫故事。

第三次去时间比较长。我们作好充分准备，特意设计定制一种三合板画夹。架在地上可作大幅写生；合起来又便于携带行走。听说内蒙第一家基层表演团体“乌兰牧骑”在苏尼特右旗，常去牧区巡回演出，很适合我们旅行写生的想法，就通过熟人加入他们队伍，到辽阔的锡林格勒草原环游一圈。

火车将我们送到草原小镇赛汗塔拉。在一间低矮的泥屋中找到乌兰牧骑队长伊兰。她个子不高，衣着平常。后来看到她跳盅碗舞，雍容华贵的身姿判若两人。九位演员歌手出身牧民，洗去仆仆风尘，个个也都是俊男靓女。和这个群体同行，当然不会寂寞。我们白天行路，歌声笑语不断。傍晚来到目的地，就忙着安营搭台。其实大多数演出场地并无“台”可搭。只是找个平坦草地，架上汽灯，配置乐器而已。观众不过是几家牧民，演出却认真完整犹如在大剧院。当火红晚霞越来越浓郁，如怨如诉的马头琴划破寂静草原，节奏热烈的安代舞让大地脉搏加快。天天欣赏原生态的高歌劲舞，我们仍然如痴如醉。有时草原强风颳起，飞沙走石，勇新和我就各站在舞台一角，用自己的大画板保护气灯的火光不熄。自觉也成了乌兰牧骑的一员。

行程中听说附近镶黄旗举行那达慕大会，我们不愿错过。告别队友，搭上一辆过路吉普。司机在草原上逐黄羊、追云雀，横冲直撞把我们送到大会广场的中心。受到两天贵宾级的款待，我们到处写生拍照，却引起了公安人员的警觉。一查我们并未办理边防证，胶卷没收不说，还被迫搭乘了一辆老牛破车灰溜溜地离开。夜色中我们在一个小站搭上二连线的国际列车，坐进明亮的餐车，让淡淡的啤酒泡沫把离别的惆怅带走。

回杭州之后，内蒙的醇浓回忆难以忘怀。正逢全国美展征集作品，我开始创作一幅油画《家在草原》。画一位蒙族大娘在蒙古包中用奶茶款待路过的地质勘察队员。从画布制作、构图笔法和人物造型，我都试图把一年来所学发挥出来。结果虽不尽理想，但自觉还不乏创意。果然送到全国美展得到评委会的首肯。

那时文化大革命前奏已经开演。左派人物千方百计在文艺作品中挑刺找茬，以证明艺术界“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有人打小报告说《家在草原》的作者有严重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美协有关人员也一度想把此画撤下。据说征询我们学校意见时，校领导倒帮我说了几句好话。认为我教学认真，要求上进，没有撤换作品的理由。《家在草原》终于在1964年的全国美展展出。可是展后作品并没有运回。那时文革风声越吹越紧，谁也顾不上一张画的下落了。

郑胜天，《读》，油画，1963年

郑胜天，《家在草原》，色彩稿，油画，1964年

郑胜天，《家在草原》，人物习作，油画，1964年

郑胜天，《失去的画》系列之二：《家在草原 - 1964》，混合材料，2020年

内蒙是我没有结束的梦。文革以后，我又曾与爱康和勇新一起去过东乌珠穆沁旗。这时牧民已经跨上“雅马哈”，蒙古包顶上也排着太阳能芯片。时代的色彩不可避免地覆盖了大片草原本色。1986年由美国石油商人哈夫纳发起的中国第一个大型油画展览在曼哈顿开幕。我画的《盛装》挂在展厅入口处。陈逸飞、陈衍宁、王怀庆、艾轩等和我一起在画前留影，画中三位盛装华服的蒙族女孩背衬着都市风景线，显露出满脸的困惑和无奈。

郑胜天、王怀庆、陈衍宁夫妇在油画《盛装》前，纽约，1986年

（原载《郑胜天艺文选》第四集《偶遇人生——把自己扫描一遍》，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2013年。）

全文可见于：

http://shengproject.com/texts/art-browing/id.html

董希文，1914年端午生于浙江省绍兴县，1973年1月8日文革中逝世于北京。1946年应徐悲鸿邀请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董希文工作室主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董希文少年时受家庭重视新学影响，同时对中国宋元明清绘画及瓷器多有接触而喜爱。后就读于之江大学、苏州美专、上海美专、国立杭州艺专、越南法国国立安南美术专科学校。主要师从于颜文樑、林风眠、常书鸿、恩·巴蒂等大师。广博众采，学贯中西，打下坚实的绘画基础。学生时代即长年深入西南边寨下层民众生活地区写生创作。1943年远赴西北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考察并临摹整理大量古代壁画，深入了解并掌握中国传统壁画的精髓和技法。1946年后到北平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运动，秘密印制散发大量革命宣传画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以高昂的革命热情讴歌祖国的新生，创作出一大批气度恢宏，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巨作，其作品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成为新中国美术的经典。50-60年代曾沿着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和先后三次深入川藏牧民地区，不畏艰辛长途跋涉，体验生活并写生、创作大量风格独特，技艺精湛，充满生命力的作品，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产生重大影响。董希文在对西方绘画艺术广泛研究和对中国传统艺术深刻理解与把握的基础上，寻找中西方绘画的交融点，于五十年代即鲜明提出“油画中国风”的主张并身体力行，在探索和开拓具有中国人灵魂气质的油画艺术表现形式中独树一帜；在教学中采取“兼收并蓄”和“顺水推舟”的开放方针，成为新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与开创性的艺术大师及杰出的美术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