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董希文创作的大型油画《开国大典》在人民日报发表问世七十周年。
当年毛泽东主席看后评价到:”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开国大典》问世七十年来已成为表现新中国的诞生，和中国人民欣欣向荣、奋发图强、对美好新生活向往的名片而深入人心，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她的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成为艺术工作者值得研究的重要作品。
今天让我们重温当年青年画家董希文面对这样一件创作，是如何想、如何做的。
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
1953年，毛泽东(左二)、刘少奇(左一)、周恩来(右三)等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
油画《开国大典》的创作经验
我的油画创作《开国大典》发表以后，热心的朋友们，对这幅画的民族形式感到兴趣，要我谈一谈油画创作上学习民族绘画表现方法的经验。现在，将一些粗浅的心得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我开始创作《开国大典》这幅画，就企图把它画成一幅与平常的西洋风的绘画不同的具有民族气派的油画。但事实上不等于说，现在画面上的效果完全已是民族化了；成为民族形式的油画，这还有待于今后的继续尝试。另外，我也想到今后自己的创作，不一定要按照这个既成的模样固定下来，否则，反而会限制了自己在今后创作上更进一步对于民族形式的探讨和发展，甚至更严重的可能会产生那种妨碍现实主义绘画表现力成长的形式主义偏向。因之我想，这篇短文，在客观效果上，应该不至于束缚读者对于民族绘画多方面的理解与试探。希望这些经验介绍，作为抛砖引玉，能够引起读者对于绘画上民族形式的具体作法，有更多的创造。
我创作这幅画的过程中，遭遇到的困难的确是很多的。在这里，我要说的只是在处理人物和环境的关系上，是如何从吸取了中国古代绘画传统上的创作方法，而初步获得了解决的一些经验。首先在构图上，为了使天安门楼和广场之间的距离能够在一幅画面上概括进去，假如呆板的按照一般西洋画的取景角度、透视办法来对待这个问题，那是不可能得到构图上的完整感的。因之我运用了中国画在透视上既科学又不是自然主义的那种灵活性的手法来处理，也就是既不被机械法则所束缚，同时又是合于视觉的安定感和真实感。因为突破了一般西洋的构图方法，画中领袖们站立的方位和建筑的关系，也就作了大胆的处理。想到处理人物的形象，应该符合人民所喜爱的完整与明确的欣赏习惯。因此，我极力的运用了中国绘画上描写形象的方法，把一些与人物精神、性格无关紧要的外貌细节单纯化，避免了形象描写的繁琐的感觉；同时，又加强描写了形象上的重要环节，使形象的重要部分凸出。我认为这样的做法，能够集中表达出领袖们的精神、风貌和各种对象本质的特点。中国人是喜欢鲜明而热烈的色彩的，这也是符合《开国大典》这幅画的主题思想的。所以我在色彩运用上，便不顾忌到一般西洋画法的色素复杂变化和油色厚堆的规则，大胆地采取我们中国画色彩的使用习惯，这就是在写实的基础上，适当地压低了明暗的强度与色彩冷热的对照，特别是抓住了各种对象的本色以后，在各种鲜明的本色中去求得整幅色调的对比与统一，使效果上产生了一个比较热烈与明朗的情调。假如说，这幅画富有民族气派，那么与这种色彩的用法是很有关系的。为了求得整个画面与内容相协调的装饰风的效果（我认为这点在早期中国绘画上是做得很出色的），对于画面上光源和明暗的处理，我也给它单纯化了。譬如显著的阴影、大块的投影的避免，和适当的控制了物象体积的结构等等。运用了中国画的描写形象习惯，不以可变的光为重，而以不变的形为主去表现各种形象本质的特点。这样，最后的效果，就加强了各种对象如衣服、灯笼、地毯、琉璃瓦等的物质感的肯定表现。这些手法，比起自然主义的绘画，更容易使人认识对象的本质。其他应该考虑到的问题也很多，如远景与近景在比例上的明确程度，近处静物上各种纹样的肯定，以至画面各处笔触的运用等等。当我遇到困难时，我想起唯一解决问题的原则是，我应该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欣赏习惯，使整幅画面的效果，既宜远望，亦能近看。运用这个原则，反而使我在技法上不受西洋油画描写物象的基本技巧的限制，同时也自然地创造出了不少自己的新手法。上面列举的几点，归纳起来说，一个总的意图是为了整幅画面，能够更充分地传达这个伟大的主题的气派出来。我认为这种意境的追求，在我们民族绘画上，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当然，这幅画还存在着不少缺点，离开自己的理想还远。作为一幅永久性历史画的要求来讲，还需要继续修改。希望读者对我的画上不妥当的地方给予批评与指正。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这些初步的片面的实践经验，引起更多的画家对于绘画上的民族形式的研究，更广泛的去发掘，并在绘画实践中发扬光大起来。1971年 “文革”中，作者被令去掉被打倒的刘少奇
1972年 中国革命博物馆需要修改《开国大典》，董希文已身患癌症，由靳尚谊、赵域临摹并修改
1979年 为纠正“文革”左倾错误、还历史本来面目，中国革命博物馆需要恢复《开国大典》原貌，由阎振铎、叶武林在临摹作品上修改董希文《开国大典》草图 纸本铅笔彩铅 18.5x30.5cm 1952年
董希文《开国大典》布面油画 230x400cm 1954年
(第二版 印刷品翻拍)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董希文《开国大典》布面油画 230x400cm 1971年
(第三版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董希文原作《开国大典》布面油画 230x400cm
靳尚谊、赵域(1972年临摹并修改)，
阎振铎、叶武林(1979年在临摹版上修改) (第四版)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董希文艺术研究与纪事介绍董希文艺术(画作与画论)及相关的研究与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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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1914年端午生于浙江省绍兴县柯桥光华溇，1973年1月8日文革中逝世于北京。
董希文少年时受家庭重视新学影响，同时对中国宋元明清绘画及瓷器多有接触而喜爱，埋下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种子。先后就读于之江大学、苏州美专、上海美专、国立杭州艺专、École des beaux-arts de l'Indochine(原译:越南法国国立安南美术专科学校)。主要师从于颜文樑、林风眠、常书鸿、恩·巴蒂等人。广博众采，学贯中西，打下坚实的绘画基础。学生时代即长年深入西南边寨下层地区的他，用大量的写生和创作探索具有中国艺术表现形式语言的线性油画，在《苗女赶场》、《哈萨克牧羊女》、《云南驮马图》等作品中表现出对民众生活的关注与同情。
1943年董希文远赴西北大漠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考察并临摹整理大量古代壁画，深入了解并掌握中国传统壁画的技法和精髓。
1946年他来到北平，应徐悲鸿邀请担任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后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运动，秘密印制散发大量革命宣传画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董希文以高昂的革命热情讴歌祖国的新生，创作出一大批气度恢宏，具有鲜明时代精神和民族风貌的巨制，如《开国大典》、《春到西藏》、《红军过草地》、《百万雄师过大江》等，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成为新中国美术的经典。
五、六十年代他沿着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并先后三次深入川藏牧民地区，不畏艰辛长途跋涉，体验生活并写生、创作出大量技艺精湛、独树一帜、充满生命力的作品，如《大渡河泸定铁索桥》、《班佑河畔高草地》、《山歌》、《边城亚东》、《千年土地翻了身》等，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产生重要影响。
董希文在对西方绘画艺术广泛研究和对中国传统艺术深刻理解与把握的基础上，寻找中西方绘画的交融点，于五十年代鲜明提出“中国画家应该有中国画家自己的气质，自己对于生活的想法、看法和表现法”——即“油画中国风”的主张并身体力行，在探索和开拓具有中国人灵魂气质的油画艺术表现形式中独树一帜；在他所创立的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的教学中采取“广收博采、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方针，与“因材施教、顺水推舟”尊重个性的教学理念，培养出大批视野开阔、风格独具的美术人才。
董希文在他五十八年的短暂生命中为自己所热爱的绘画艺术和为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以尽可能的努力尝试力图完成心中为自己定下的任务：负起对中国美术应有的一份责任。虽然他没赶上改革开放的机遇，时间和客观条件没能允许他达到期许的目标，留下许多遗憾，但是他在几十年前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已经留给后人值得参照的可能。
董希文所创作的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作品中，充满了阳光的气息，清新刚建的艺术语言传达出顽强的生命力。他在不事张扬的平和外表下有着坚韧的性格，无论顺境或逆境都始终保持着冷静思考的独立人格，他敢为社会担当使命的勇气和“一笔下去负千年重任”的精神，以及谦逊自省、正直不阿、待人友爱的美德都令我们永远深深的怀念、充满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