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霞 | 三画室的遗传密码

发表时间:2021-05-17 17:28作者:宋晓霞
文章附图

(节选)

董希文先生曾经在敦煌下过三年的临摹功夫,这使他深谙中国艺术之堂奥。但是,西藏又为他创作具有中国艺术精神气质的油画艺术,提供了什么地利呢?

五六十年代,董先生曾经三次进入藏区,留下了一批气象浑沌、朝气蓬勃的写生,即使现在看上去,亦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仿佛他是在最新的空气中一路走来,只是用写生将一路上的感受写了下来,靠着这沁人心脾的气息连贯为一体。那清新的空气,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正是因为与时代的气氛息息相通。西藏翻天覆地的变革感动了艺术家,董先生内在的炽热感情与时代的豪情相激荡,其丰富而敏锐的感受也是建立在时代豪情之上的。没有生活中无往不在的蓬勃朝气,所谓边陲风光也就早被高原的荒凉单调所淹没。比如《春到西藏》,它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在生活的每个角度都是充沛的,它宏阔到天地宇宙也不觉得夸张,它细小到刚被开垦的土地里夹杂的干草茎也不觉得细小。这是植根于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随时代的发展中人民力量的解放而成长,它带来的如太阳一般的丰富而健康的美学上的造诣,反映着整个时代高视阔步的足音。


董希文 《春到西藏》

布面油画 153×234cm 1954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我看过一张董先生60年代在藏区的照片,他穿着棉军装和赤裸上身的藏民合影,那汉子粗犷、豪放,他们身后是壮丽雄浑、色彩鲜明的康藏高原。在这里,董先生找到了适于他的艺术表现、具有巨大生命力、能够概括新中国气象的境域。藏区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既为画家探究油画语言的“中国表达”提供了条件,也与董先生的情感气质和品格风范在意境中交融互渗,活生生地融为一体。所以董先生的藏区写生,充满了原发的、活生生的体验,这里没有主客的分别,只有纯真的喜悦。


1961年,董希文和藏民在一起



董希文 《草地医生》 木板油画 40x53cm 1955年



董希文先生曾经著文阐发中国绘画的精神性表现方法,这是构成中国绘画之独立性和独特性的重要因素。董先生的阐述本身,就是沟通中西绘画的一次创造,他力图在油画这一外来绘画形式中,建立起与中国艺术的大传统和谐互动的文化精神,以及与写意性价值结构相关的意象和语言体系。写意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在这个接点上,现代性和传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既互生互为,又是随时转换的。


董希文 《农村互助组组长》
木板油画 53x40cm 1961年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董希文 《女区长》 木板油画 53x40cm 1961年


五六十年代对于前苏联模式全方位的学习,系统地规范了中国油画的基础训练,提高了中国油画的整体创作水平。然而董希文先生另辟蹊径,以其对欧洲绘画传统和中国艺术传统的精深认知,提出了“油画中国风”的方案(《从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谈到油画中国风》,《美术》1957年第1),并以此作为中国油画“在世界艺坛上发出光辉”的方向。他认为要使中国油画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决不是把我们的油画画得跟西方一模一样。“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中国人民的气质和思想感情,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是董先生讨论油画的民族化问题的三个关键词。中国油画只有在中国民族的文脉上、在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展开,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走出中国人自己的艺术道路来。


董希文 《村姑》 木板油画 53x40cm 1961年



董希文 《牧歌》 布面油画 81x60cm 1961年


“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不仅是20世纪中国油画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目标,也“历史地”构成了评价中国油画的尺度和标准。在20世纪中国油画史上,欧洲绘画传统与油画民族化之间的张力,是不断招致争议的热门话题之一。民族化的话语,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意义。以今天的视野看,民族化的不同话语形态,也是在时空变化的漩涡里对东西方之间话语权力的重新缔造。比如在5070年代,民族化的话语扮演着革命化、大众化的角色,既是一种对外的文化防卫力量,又是一种对内的社会政治艺术秩序的建构力量。而在80年代出现了对“油画民族化”的反思(参阅《迎接油画艺术的春天—油画艺术讨论会纪要》,载《美术史论》1985年第4)。民族化的话语,在此时被视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民族传统”、“民族风格”也被看作艺术独创性的对立面,成为新时期艺术创作的“层层束缚”。而艺术独创性的另一个对立面—追摹西方反倒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成为艺术独创性的合法成分。90年代冷战的结束和经济的全球化,使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置身于董希文当年预想的“世界艺坛”。在此情境中,民族化的话语经历了又一场戏剧性的转变。80年代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地域性、本土性,甚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此刻成为有效的资源、策略和语言身份。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通过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可以转化为在当代文化中与其他文化对话的能量,转化为一种超越自身历史的话语。这可能是在全球化的历史时空下,对东西方之间话语权力的又一次重新缔造。

“中国画家应该有中国画家自己的气质,自己对于生活的想法、看法和表现法。”这是董希文先生留下的精神遗产。


董希文 《边城亚东》 布面油画 81x60cm 1961年



——摘自宋晓霞《三画室的遗传密码》
原载《画界》20115月第3



董希文,1914年端午生于浙江省绍兴县,1973年1月8日文革中逝世于北京。1946年应徐悲鸿邀请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董希文工作室主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董希文少年时受家庭重视新学影响,同时对中国宋元明清绘画及瓷器多有接触而喜爱。后就读于之江大学、苏州美专、上海美专、国立杭州艺专、越南法国国立安南美术专科学校。主要师从于颜文樑、林风眠、常书鸿、恩·巴蒂等大师。广博众采,学贯中西,打下坚实的绘画基础。学生时代即长年深入西南边寨下层民众生活地区写生创作。1943年远赴西北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考察并临摹整理大量古代壁画,深入了解并掌握中国传统壁画的精髓和技法。1946年后到北平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运动,秘密印制散发大量革命宣传画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以高昂的革命热情讴歌祖国的新生,创作出一大批气度恢宏,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巨作,其作品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成为新中国美术的经典。50-60年代曾沿着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和先后三次深入川藏牧民地区,不畏艰辛长途跋涉,体验生活并写生、创作大量风格独特,技艺精湛,充满生命力的作品,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产生重大影响。董希文在对西方绘画艺术广泛研究和对中国传统艺术深刻理解与把握的基础上,寻找中西方绘画的交融点,于五十年代即鲜明提出“油画中国风”的主张并身体力行,在探索和开拓具有中国人灵魂气质的油画艺术表现形式中独树一帜;在教学中采取“兼收并蓄”和“顺水推舟”的开放方针,成为新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与开创性的艺术大师及杰出的美术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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