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起，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大展》上，展出了画家董希文的三件作品：《萨埵那太子本生故事》、《降魔变》、《云南驮马图》。其中，1944年于敦煌国立艺术研究所工作期间所创作的大幅长卷《云南驮马图》，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对公众展出。董希文受到敦煌影响的名作还有《哈萨克牧羊女》、《开国大典》等，可以说董希文是以敦煌为创作再出发点最为成功的艺术家之一，他的个案至今有着鲜活的现实意义，给正在探索中的艺术家们以启发。《画刊》杂志邀请民生美术馆合作推出系列特稿，本文为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李峰与董希文先生之女董一沙女士的对谈，原文刊载于《画刊》杂志2022年11月号。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展厅内观众参观董希文的《云南驮马图》
李峰（以下简称李）：大家知道董希文先生更多的是因为《开国大典》和他在中央美术学院担任教授的身份，敦煌的经历除了业内，社会上多半不太知道。他是为什么去敦煌又是如何到达的？
董一沙（以下简称董）：1942年，董希文在重庆看到了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举办的“敦煌艺术及西北风俗写生展“。展览所表现出的敦煌艺术的博大浑厚深深感染了董希文，唤起了内心对研究中国壁画的热情，于是，他立即决定要前往敦煌。也就是在董希文看到展览的当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了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决议。董希文听到消息随即与身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的老师常书鸿先生联系，表达前往莫高窟的愿望。征得同意后，他放弃了在重庆中央电影摄影厂美术组字幕员的工作，拟定敦煌之行。动身前，董希文与国立杭州艺专同学张琳英以登报告之的简朴方式在重庆结婚，两人一同前往大西北。卡车、毛驴、骆驼轮番兼程，历经三个月到达了敦煌。
灿烂的莫高窟宏大的壁画群给董希文以极大震撼，他常在洞中试想当年千百支烛光点燃，无名画师们将身心融于作品产生的辉煌。并为源于民间故事在佛教中体现的忍辱修行和为普救众生自我牺牲的精神所感染。他说，“两年半的漫长岁月，把自己的物质生活压缩到最低限度，将整个心灵装配到古人的怀抱中去，寂寞的环境与单纯的工作，使我很自然的遗忘了自己是来自何处……”
董希文 临摹 《萨埵那太子本生故事》（第428窟 北周）（复原临摹）1944年 纸本彩墨 61×414.5cm×3 敦煌研究院藏
董希文 《云南驮马图》稿 1944年 纸本水粉 112×1114cm
李：敦煌艺术对董希文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个人觉得它首先表现在董希文的个人创作上，目前来看，还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能够像董希文那样学习敦煌而出于敦煌——张大千、段文杰等人是以临摹古人、再现敦煌壁画艺术的辉煌来进行工作——用敦煌艺术手法来表达今人的生活和情感以董希文成果最多，影响力最大，堪称独一无二。从这个角度来讲，董希文的意义是常谈常新的：他深入汲取传统的养料，他毫不迟疑地接受、拥抱和积极进行叙事性的宏大主题创作，这不仅没有让他成为一名简单图解的宣传画家，相反，董希文始终没有放弃对艺术形式的探索、对个人内心感受的倾听与尊重。董希文将二者结合起来，找到一条像文艺复兴艺术家那样的道路——即便所画还是中世纪一样的宗教题材，圣母、圣子、堕落的妓女等等，但是表达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了，艺术家自身的感受上也是个性化，鲜活的，是人文主义的了。这些对今天依然上下求索、苦苦寻找突破的中国艺术家们仍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其次，敦煌影响了董希文的艺术观，这里面既有他著名的主张“油画中国风”，也包括油画民族化等问题。实际上，从董希文对塞尚、马蒂斯、梵高等当时视为洪水猛兽的现代派艺术家的高度肯定来看，他对中国风的强调丝毫没有民族主义情绪。第三是在教学上。
董：从艺术创作上来讲，董希文《云南驮马图》（1944，纸本水粉）、《哈萨克牧羊女》（1948布面油彩）、《北平入城式》（1949，纸本水粉）、《开国大典》（1952，布面油彩）等名作受到敦煌艺术手法的很大影响。从色彩上，它们以暖色调为主，多用纯色，处理得浓丽丰富，十分符合普通老百姓的审美，完全不同于后期中国绘画的黑白与淡雅。从构图上，它们处理得满天满地，也不同于宋以后文人画大量留白的模式。从情节上，这些作品多有着生动有趣的故事在内，有些甚至将多个场面、场景共同出现在一幅画上。这些手法无不来源于敦煌艺术的启发，之所以说是董希文主动的取舍，首要的原因当然在于他有丰富的民间生活体验和亲身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经历，深深为传统艺术的伟大所震撼。另外的原因之一，在于丰富的传统书画家学，董希文自幼便十分熟悉文人画、文人艺术的脉络和艺术格调，同时他北京家墙上挂着《三公山碑》，《爨宝子碑》，及《曹全碑》等多种风格的碑帖，并经常临写。
董希文《开国大典》1952年 (第一版 印刷品翻拍) 布面油画 230x400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至于艺术观上，敦煌对董希文提出“油画中国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其背后看上去是油画民族化的课题，实际上也代表了他对中国艺术与中国文化的信心。说到教学，董希文在任教中央美术学院之后，在课堂授课他不仅介绍西方古典绘画和印象派之后诸流派，还详细讲解敦煌壁画艺术，并且亲自带学生前往敦煌临摹、写生。
李：可否具体谈谈敦煌艺术对董希文先生艺术创作的影响？我个人感觉，从艺术手法和气质上，董希文把早期如北魏时期敦煌艺术的奔放俊逸同荷兰艺术家哈尔斯直接画法的率性结合起来，像《山歌》、《大渡河泸定铁索桥》等，看得出来那些画画的都很快，一气呵成的味道。其中最为知名、也最成功的作品当属《哈萨克牧羊女》了。更为重要的是，敦煌艺术了宏大场面、复杂构图和佛教的牺牲精神、悲悯气质，这些在《开国大典》、《云南驮马图》、《红军过草地》等作品中分别有不同的表达。
董希文 《大渡河泸定铁索桥》 1955年 木板油画 40×53cm
董希文 《黑水边宿营》 29x38cm 纸本水粉 1955年
董希文 《山歌》 1961年 木板油画 53×40cm
董：董希文先生在敦煌时临摹了大量壁画，他认为壁画上塑造的人物并不是单纯依靠明暗关系塑造肢体形态，他也更关注线条和色彩组合关系。这一点在他的绘画创作中也有所体现，比如从早期的《苗民跳月》，《云南驮马图》，到《哈萨克牧羊女》等等。
董希文 《苗民跳月》（苗家笙歌） 1945年 纸本彩墨 113×332cm 敦煌研究院藏
董希文 《哈萨克牧羊女》 1948年 布面油画 160×127cm 中国美术馆藏
李：董希文去敦煌之前的创作和之后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变化？技术层面之外，我注意到董希文在给学生临场讲课是提到“唐代的菩萨更有人的气息、人的性质，更近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性质”，这是非常具有识度的看法，这种判断融入到了他后来的一些作品之中。
董：去敦煌之后，董希文画长卷大作的能力更强了。这次《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大展》展出了的董希文临摹的《萨埵那太子本生故事》、《降魔变》，他还临摹过257窟的《鹿王本生故事》和285窟的《五百强盗成佛因缘故事》等无不是场面宏阔、构图复杂的作品。他把这些运用到《云南驮马图》、《开国大典》等作品上。实际上，形式之外，敦煌艺术背后的信念与虔诚，佛教强调的忍辱负重、潜心修行、普渡众生的自我牺牲精神、奉献精神，这些更为感染和打动董希文。从这个角度看，就可以理解1957年他画《红军过草地》为什么一改欢快的暖色调，而采用低沉的蓝色调被当时人们批评不够积极向上，但反过来看，它的悲悯意味在艺术上的探索应该说更加深入。敦煌艺术对董希文的影响是全面的，多方位的。
董希文 《红军过草地》 1956年 布面油画 260×400cm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董希文 临摹 《降魔变 北周 428窟》 1944年 214×332cm 敦煌研究院藏
李：《云南驮马图》作于董希文敦煌研究院工作期间，也有着明显敦煌艺术手法的影响，但为什么他画的不是敦煌当代题材而是云南的题材？
董：1944年董希文刚到敦煌不久，《云南驮马图》所绘的是他曾经亲身经历的生活。董希文曾在云南地区跟随马帮旅行，画有大量的写生，这幅画是在此基础上创作而成。画面以大面积的赭红为底色，以线描重彩画就，手法朴素天真，形象生动诙谐。《云南驮马图》复杂的情节连绵不断，时空交错中多达数十只马匹和众多男女老幼，表现出马帮历经漫长的旅途，装卸货物，喂马、就医，交易买卖，及贫富对比等等细节，生动地呈现了抗战期间西南地区独具特色的民生景象，也寄托了画家对劳苦民众的深切关怀。董希文也多次提到绘画创作要表现人文主义内容、体现时代精神，带着这样的关怀之心，创作了很多作品，比如《苗女赶场》、《最后的当家》、《佃户密议》等等。
董希文 《苗女赶场》 1942年 布面油画 72x100cm
董希文 《佃户密议》 1940年 18.6x14.7cm 纸本铅笔水彩
董希文采用长卷形式进行的创作，以及探索中国绘画的新形式。本次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为观众提供了难得的观展机会，展览中展出了《云南驮马图》。这是一幅由多张小纸拼接绘成的典型11米长卷形式画作，他借鉴敦煌壁画构图、艺术手法，甚至人物塑造方式也可以说是带有敦煌壁画风格。这其中可以看见《张议潮出行图》、《宋国夫人出行图》等敦煌著名壁画的影子。
董希文 《云南驮马图》稿 1944年 纸本水粉 112×1114cm
李：请谈谈董希文致力于探索中国绘画的新可能的努力。在我看来，董希文之所以为大家所怀念和铭记，在公众层面是因为他画出了家喻户晓的名作，在艺术家们看来，董希文身体力行地探索出一条可以借鉴的艺术道路：对艺术技法的深入钻研，对古今中外不同风格的开放学习，并借由艺术的工作把这些与个体的现实生活和感悟相结合——对董希文而言，他始终保留着艺术家作为人的真诚，对内心自我感受的尊重，艺术感知力的新鲜。这些，不仅对今天的艺术家仍有启发，相信也将长久鼓励到未来致力于献身艺术的年轻人。
董：董希文不仅研究欧洲古典写实主义，对欧洲现代流派也很感兴趣，更不用说对中国壁画的深入研究了。他的创作风格可以说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并不局限于某一种特定方式，比如《哈萨克牧羊女》，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融入了敦煌壁画和欧洲现代派的一些创作特征。这也是董先生一直在探索的绘画创作的更多可能性。
我们回望董希文先生作品丰厚的一生，他走出敦煌后，在新的时代中能够创作出《哈萨克牧羊女》、《开国大典》、《春到西藏》、《红军过草地》等等中国美术史上的杰作，无论表现堂堂的金碧辉煌、抒情的淡雅飘逸，还是历史的厚重深沉，各具特色的浪漫手法都体现了鲜明的中国艺术风格，无疑丰富多彩的敦煌艺术为他后来的宽广道路提供了坚实的铺垫。
文：董一沙 李峰
展览日期：2022年8月30日-2023年5月5日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周一闭馆），10:00-18:00 闭馆半小时前停止入馆
展览地点：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9号 恒通国际创新园-C7
首席赞助：中国民生银行
主办：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敦煌研究院
协办：天津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北京民生文化艺术基金会、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上海民生艺术基金会
出品人：王磊、苏伯民
总策划：王磊、苏伯民、刘震子
策展人：李峰、罗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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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1914年端午生于浙江省绍兴县柯桥光华溇，1973年1月8日文革中逝世于北京。
董希文少年时受家庭重视新学影响，同时对中国宋元明清绘画及瓷器多有接触而喜爱，埋下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种子。先后就读于之江大学、苏州美专、上海美专、国立杭州艺专、École des beaux-arts de l'Indochine(原译:越南法国国立安南美术专科学校)。主要师从于颜文樑、林风眠、常书鸿、恩·巴蒂等人。广博众采，学贯中西，打下坚实的绘画基础。学生时代即长年深入西南边寨下层地区的他，用大量的写生和创作探索具有中国艺术表现形式语言的线性油画，在《苗女赶场》、《哈萨克牧羊女》、《云南驮马图》等作品中表现出对民众生活的关注与同情。
1943年董希文远赴西北大漠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考察并临摹整理大量古代壁画，深入了解并掌握中国传统壁画的技法和精髓。
1946年他来到北平，应徐悲鸿邀请担任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后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运动，秘密印制散发大量革命宣传画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董希文以高昂的革命热情讴歌祖国的新生，创作出一大批气度恢宏，具有鲜明时代精神和民族风貌的巨制，如《开国大典》、《春到西藏》、《红军过草地》、《百万雄师过大江》等，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成为新中国美术的经典。
五、六十年代他沿着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并先后三次深入川藏牧民地区，不畏艰辛长途跋涉，体验生活并写生、创作出大量技艺精湛、独树一帜、充满生命力的作品，如《大渡河泸定铁索桥》、《班佑河畔高草地》、《山歌》、《边城亚东》、《千年土地翻了身》等，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产生重要影响。
董希文在对西方绘画艺术广泛研究和对中国传统艺术深刻理解与把握的基础上，寻找中西方绘画的交融点，于五十年代鲜明提出“中国画家应该有中国画家自己的气质，自己对于生活的想法、看法和表现法”——即“油画中国风”的主张并身体力行，在探索和开拓具有中国人灵魂气质的油画艺术表现形式中独树一帜；在他所创立的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的教学中采取“广收博采、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方针，与“因材施教、顺水推舟”尊重个性的教学理念，培养出大批视野开阔、风格独具的美术人才。
董希文在他五十八年的短暂生命中为自己所热爱的绘画艺术和为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以尽可能的努力尝试力图完成心中为自己定下的任务：负起对中国美术应有的一份责任。虽然他没赶上改革开放的机遇，时间和客观条件没能允许他达到期许的目标，留下许多遗憾，但是他在几十年前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已经留给后人值得参照的可能。
董希文所创作的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作品中，充满了阳光的气息，清新刚建的艺术语言传达出顽强的生命力。他在不事张扬的平和外表下有着坚韧的性格，无论顺境或逆境都始终保持着冷静思考的独立人格，他敢为社会担当使命的勇气和“一笔下去负千年重任”的精神，以及谦逊自省、正直不阿、待人友爱的美德都令我们永远深深的怀念、充满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