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董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 谷嶙

发表时间：2018-04-08 20:17作者：谷嶙

1955年秋末，董希文先生刚从长征路线写生回到北京。经过长途跋涉，不顾鞍马疲惫之劳尚未解除，就投入了我班毕业前最后一年之教学工作。

当时，董希文先生已是全国声望很高的名画家、名教授，政协委员。由于他的两幅重头作品《开国大典》和《春到西藏》的发表，以及长征路线写生画展，在文艺界名扬全国。我当时尚是中央美院最后一届绘画系毕业班的学生；我对董先生的《春到西藏》一画感佩不已，我曾数次驻足在这幅画前，深深为这画的深度与厚度所感动，它不仅表现了春天桃花掩映着雪山之美，而是诱人深思这片古老封闭、神秘、遥远落后的土地上发生了的变化。它虽然是一幅风景画，却比许多人物主题画给人留下更多的深思。少年时，每当我看到米勒的《拾麦穗》和《晚钟》画片时，也往往要陷入对画中人物命运的沉思中。

董希文先生担任我班毕业教学的那一年，虽然时间不长，但比起从那以后中国就进入了的一段漫长的政治运动不断的“斗”和“批”乃至十年动乱的岁月来说，我班受教益于董先生的那一年，也许还算是较为安定的一年。

1956年春，我班要赴冀中饶阳县五公村进行毕业创作生活体验。董希文先生由于头年在长征路线写生途中食了未煮透的夹生牛肉，肠内寄生了的绦虫发作，因而病倒要住医院治疗，我班便先行赴农村。一个月后，董先生拖着刚病愈的身体，就又奔赴农村来继续为我班的毕业创作教学。白天，他和我们一起在村边田头画农民形象写生。有一次画一个坐在菜园里井台边上的生产队队长形象。他的画幅很大，他把背景菜地的绿色和白色衣服强调得很鲜明。那时，我们学生都很拘泥于忠实对象，不敢夸张，但我看着他的画面色彩夸张得很美便也跟着如此。可是两天后，他便把这幅已完成的画用括刀括得所剩无几了。我问他为什么?他笑笑说不满意。一年多后，我在某画报上看到刊登了的这幅画时，已是重新画过了的画面，和先前我们写生时所见到的画面已不一样，画面色调变化了许多，笔触明显增多，我当时琢磨董先生正意图追求自己的独立风格。

晚间，董先生居住的那间农家小屋，我们有时聚在那里开班会，有时就听他给我们讲画，我班约十来个学生围坐在坑下，中间点着一盏煤油灯。有一次，他给我们讲中国画的一些优秀传统，我们这一班名义上是绘画系，实际上学的是油画专业，董先生担负我们班的课也是油画及创作，而他除了教油画主课之外，却常给我们讲中国画的独特之处。我曾做过一些笔记，他告诫我们作为中国人，虽然学外国来的油画，但最后要有中国人自己的面貌和民族风格，才能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地位……这一指导思想对我至今30多年来作画当中，常以之为探求目标。他在谈及中国山水画的特点时说：中国山水画有“远望取其势，近看取其质”的特点，画里要给人以“画中可游”的意趣。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也常在作某些画时，希图体现这些特点。

50年代中期，正是前苏联油画家马克西莫夫在中央美院油训班授课，苏派油画在全中国影响鼎盛，全盘苏化高峰之时。董希文先生却在这时对我们的教学进行民族传统意识的开导，他不为时尚所束，在苏风旺盛的烈日当头之时，他对自己和对他的学生却提出了油画要向民族化方向探讨的主张，不能不说董希文先生当时对油画未来是立于高瞻远瞩之巅的；或许他那时对现状就已有了某些民族忧患意识的预感。

董希文先生在创作课教学中，也没有顺从当时的文艺思潮，当时我国的文艺创作思想几乎要求一切文艺都要向文学看齐，美术作品似乎也要以表现重大政治思想为主题的创作才算是好作品。我班有个女同学，她从农村体验生活回来后，她的毕业创作只画了一个农村妇女坐在充满阳光的窗前做针线活，旁边有一只猫趴在坑上睡觉，就像是一幅农家生活即景的写生。要按当时的“创作”思潮来论，这哪里能算得上是一幅“创作”画，因为它没有表现什么重大题材，更不要说有什么矛盾情节和心理描写了。然而董希文先生却对这画的草稿给予了肯定，最后这位女同学完成了这幅画—一幅具有乡土气息、表现中国北方农村甜美生活的抒情画，为什么不能算创作呢？

记得后来在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有一幅发表出来董先生的小品画，是用熟练的水粉画技巧，画的是一个普通家庭妇女坐在床上缝补衣服，正用牙咬断线的情景。画的题款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一年”。这画出自这位名画家的手笔，给人以多么平易近人之感；亲切而熟悉的民间口头语，多么单纯自然而富于民族感情。

那时，我们常去董先生家。有几次，他拿出让我们观赏的是他家收藏的中国古画（据说董先生的父亲曾是古画收藏家）。他常给我们讲中国古画，然而他也从不排斥西方现代派绘画。他说他曾经研究过马蒂斯，他以赞美的口气称赞马蒂斯的色彩可以“枪毙”人，并曾以敦煌壁画和马蒂斯的画作比较。他说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敦煌数年，石窟壁画对他长期的熏陶，影响他对色彩产生爱好强烈对比的感情。至今敦煌壁画中那幅著名的《萨埵那太子本生故事》仍以董希文先生临摹的那幅为精品。50年代末，董希文先生出访前苏联期间，据说他没有在前苏联作油画，而是用带去的中国纸笔作水墨人像写生，这一方面说明他具有中国水墨画的娴熟功底；另一方面说明他在外国人面前，要拿出中国人才能具有的功夫—在生纸上用难以掌握的水墨工具画人像的能力，能以我之长来显外国人之短的民族自尊感。

50年代末，美院成立了工作室，董希文先生的个人风格得到了发挥，他的画更趋向色彩的强烈对比感和造型的装饰性，更加注重用笔的淋漓畅快，在他再次赴西藏写生的一幅题名为《山歌》的人像写生画上，体现着他作这幅画时的激情，就像是在一霎那间一气呵成的，高度的熟练和准确。

1963年春末，我由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写生回来，在中央工艺美院举办了一次个人写生展，请董希文先生前来参观赐教，他对其中几幅略带装饰味的画谈了意见，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到工艺美院来。令人感伤的是，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并听他教诲的一次。60年代中期开始的那场令人万分憎恨的十年浩劫运动，夺去了许多人间英才的生命!听说运动初期董希文先生遭到凌辱而致晕倒在地的消息，内心感到无处申诉的沉痛。我想要是那时中国大地上不发生那场人为的灾难，也许不会导致董希文先生由于心情的不畅而患上那不治之症，以致过早结束了他的生命!

董希文先生要是能活到今天，活到中国改革开放后文艺创作有了自由的今天，董希文先生对中国艺术事业的贡献定会有更多更大的成就，他的名望也定会远扬国内外!

1990年1月10日

（原载李玉昌、谢善骁编《无尽的怀念——纪念董希文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