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忆先生董希文：《深沉的悲歌》

我在美术学院的学习生涯，最值得回忆的是进入董希文教授工作室以后那三年半难忘的岁月，这成为影响我一生的因素。

1960年秋，我进工作室的第一课就是在董先生带领下全班同学到敦煌莫高窟学习壁画临摹。那里是一片繁衍民族艺术的绿州，也是董先生寻求艺术表现的摇篮。他在洞窟幽暗的光线下为我们讲述壁画中被宗教束缚下忽隐忽现的现实主义表现，讲敦煌壁画的色彩规律、形式处理、艺术手法……经过时间的洗刷，当年洞窟中董先生满怀激情的讲述依然十分清晰地留在我心中。那一幕幕神秘隽永的画面好似渗入我的潜意识，伴随着我的幻想与梦境。正如人们常说，一位优秀的老师留给学生的是永恒的记忆。

工作室最有意义的日子开始于1962年。这时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开始恢复元气。董先生也从50年代末那种压抑中舒展开来。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矢力于他早已迫不及待的艺术追求，然后他又把这种追求所得逐渐地渗透到教学中来。这个时期是董先生艺术的成熟期，因而也是工作室最富有活力的时期。

1960年10月，董希文(右三)带领学生在敦煌考察时留影(左二为作者费正)

我们常常到董先生家看画，这时他开始用大胆、粗放的笔法来画画，以恣意的笔传达自己的激情，表达自己的情绪和精神追求。他那两幅以西藏为题材的壁画草图就是这样完成的。我还看见他正画一幅鸡冠花的油画。大片淋漓的色彩渲染之后，开始自由奔放地勾画。这使我想起他很喜欢宋瓷质朴沉静的底子上奔泻着行云流水般的线条。董先生在艺术表现和艺术形式上早有追求，这是他的素质，他的心性，也是他的生命所在，只要一触及到这些东西，他马上就会激动起来，眼睛发亮。

董先生在油画上苦心追求艺术表现，当时能这样做的人是很少的。这又使他免不了要“误入歧途”地去触及现代艺术，那里曾是一个“禁区”。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对待西方现代艺术的态度犹如洪水猛兽一般。在那个隔绝和封闭的社会环境里，我们几乎找不到一点稍有价值的关于现代艺术的理论著述来，而中国的理论家们在他们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几乎又都把现代艺术视为资本主义没落的象征。董先生却以一个艺术家的直觉开始领悟到现代艺术的意义。他没有去过西方，不曾像今天这样很多人有机会去朝拜艺术的麦加城巴黎，这对像他这样一位怀抱大志的画家来说真是莫大的遗憾！他很想了解现代艺术，是因为他对艺术的深入思考，对艺术形式的敏锐感觉，更主要的是他的素质。又由于他对中国艺术的透彻了解，并指望在油画上贯通中西，使他在现代艺术中获得了共鸣。西方绘画进入20世纪以来所发生的由“外向”向“内向”、由“物质”向“精神”的转移曾经受到东方艺术的启示，在艺术形式上和东方艺术也有某种吻合，虽然它们并非一回事。董先生对此有所洞察。诚然，那时在中国是没有条件也不可能允许搞现代艺术，更没有以世界艺术为背景来思考中国艺术的可能。他依然这样开始做了。

董先生在1962年工作室的教学大纲中这样表述过：“对于学习外来油画技法，我们的理想是尽可能选择外国油画风格与中国人民审美观念比较相近的来学习，以便使两条道路逐渐串连起来。”这里说的与中国人民的审美观念相近的外国油画并不是指当时被全国各美术院校或画界视为唯一楷模的俄罗斯巡回画派和苏联油画。而是有一定表现性的如印象派之后的绘画。董先生很想借助表现性的技法从当时盛行的着眼于表面描摹、陈陈相因的油画风气中摆脱出来。

在1963年的教学大纲中，董先生对这一点说得更清楚了：“新派（现代诸流派）要学习，不是全盘否定。学习艺术手法，摸到他们的技术底子，利用他们的技法来丰富我们的艺术表现，而不是玩赏他们的审美趣味……有时为了加强对对象的表现，可以变形和夸张……”

董先生在教学大纲中这样写，在当时多少要些勇气的。我记得大约在1959年前后，一次在美术学院的全体大会上对他的艺术思想做了不恰当的批判。那时反右早已告结束。那个在大会上作批判发言的人仍然威胁说：“右派帽子还在群众手里，随时都可以给你戴上！”这种批判本应使他三缄其口，但他仍然说了，并情不自禁要做他想做的事。

董先生在课堂指导中曾指出，现代绘画注意实在感和量感，告诫我们不要画得表面，轻飘飘，这样反而不真实；要像雕塑那样“做”出来。他想把塞尚作为一个起点，要像塞尚做的那样坚实和明确，画出来的东西像塞尚画中的苹果那样落地有声。他建议学生从形式上分析绘画诸因素，如形、色、线。如果想“变”，可以从表现对象的诸因素中集中某几个因素来表现。在方法的指导上，他主张给学生更多的选择，因为艺术的形式和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因而技术的训练也是多种多样的，反对认为一种形式可以包揽多种内涵的想法。

董先生还建议学油画的学生到中国画中去寻找原则，他说中国画的特点是重规律、重本质。规律在中国画上被提得很高，规律以外的杂质全部不要。规律变化有时加强有时添补，使之更统一。规律的变化产生了许多风格和表现手法，产生了各个时代不同的风格，应该灵活掌握规律，使规律变为感情，成为艺术。画画时要像中国画家那样对待对象和看“穿”对象；作画的态度不仅是再现对象，而且是表现对象，包涵着画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观点。他还提出学画过程中把学习科学规律和学习艺术规律两个方面联系起来。

董先生逐渐为工作室找到了一条扎扎实实、与众不同的路子，而油画与民族艺术相结合，则是他萦怀于心的理想。

1962-1963年，在董先生的指导下，我们情绪高亢，敢说敢做。现代艺术毕竟还是向我们启开了门扉。图书馆里也还有些印刷考究的毕加索、莫迪格利阿尼一类的画册允许我们借阅。我们如获至宝，一时间好像突然明白了许多东西，对中国传统艺术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兴趣。原来认为古今中外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现在觉得可以贯通起来，艺术也不像原来理解的那样狭窄。我们开始被一些尚在“禁区”的大师所吸引，是这些大师拓宽了艺术的新疆域，他们的行径引起我们内心的震动。我们渴望了解他们，渴望了解更多的东西。我们成立了一个艺术小“沙龙”，聚在一起商讨、琢磨、争论……我们在艺术上开始觉醒，我们勤奋、自信、热忱，那时只有一种使命感—开拓和创造的使命，还不曾滋生忧患意识，也尽管很孤独，不被理解甚至要担风险，我们仍为探究真理拿出了勇气。多年以后才知道，这曾经引起过麻烦，是董先生为我们默默地承担了责任，有时还给予了必要的袒护。

董先生的艺术主张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回答是明确的。似乎有这样一种效果：油画这一外来画种与中国民族艺术的距离被拉近了。油画一旦从表面描摹中摆脱出来后，可以运用线，主动地控制色彩和处理造型，也可以用散点透视处理空间……中国传统绘画、民间艺术中有些贯常的手法可以较自由地运用在油画表现上。这在那时是极大的突破。此外还有一个较远的影响，虽然那时的所想所做仅仅在手段、手法运用上，没有触及观念上的更大变化，我们也没有变成现代派，但是我们能够在一个新的角度理解艺术和更多地思考艺术。用董先生的话讲：在艺术上思考得很多，在技术上不被束缚，在以后更宽的艺术路子上就会自由。这样的学习是有意义的。

1964年以后形势有所变化，工作室的兴旺气氛趋于消失，连董先生的创作计划也被迫永远停止了。这段短暂的历史使我想起了30年代中国油画的起步，也联想到80年代中国油画的发展，它们有着内在的联系。工作室短暂的兴旺，是在石缝中萌生的一茎小草，它不久即被政治运动的汪洋所淹没。短暂的兴旺，造就了一批在艺术上有所追求的年青画家。在以后越来越严酷的环境中，他们曾遭受谴责、批判，作品被封或被毁。

历史瞬间的曲折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是那样的漫长，我竟想不到当年热衷的艺术追求一停就快20年了，这时期我因工作要求不停地画领袖像和宣传画，直到80年代才慢慢找回了当年失落的梦。我怀念起董先生，他为了艺术吃尽苦头，受过处分，挨过有损自尊的批判。许多时候他不得不把对艺术的不灭激情深深地隐藏起来。许多时候他不能画自己想画的东西，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艺术家的个性受到压抑。“文革”期间又惨遭迫害，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体。他在自己坎坷经历中尝到的是一个正直的艺术家在逆境中所能受到的全部酸苦。对这一切，他都以巨大的毅力默默地忍受下来，为的是以后还要搞他的艺术。无论外界对他施加什么样的压力，他那颗虔诚的心依然憧憬着末来。无论他的内心多么痛苦，在他的作品中表露的仍然是人生积极的价值。在他重病期间我到医院看望他，他对我说还要再活20年，再画20年！他深沉的眼神里依然流露着对艺术的眷眷深情。然而他却带着未尽的愿望匆匆地离开了我们，疾病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他未能看到今日中国油画已不再是当年那单一画风弥漫画坛的局面了，未能看到中国油画正在发生他所期望的变化。他也未能利用这样的时刻来实现自己宏大的艺术理想。唯有他对艺术的拳拳之心和不灭的激情仍在激励我们！

1986年秋，我访问了在巴黎的华裔画家朱德群先生，在谈起董先生时，他这样说过：有些来巴黎留学的中国画家，只停留在学院派就不能前进了，对现代艺术不能理解，连他们教出来的学生也这样。董先生不同，他在40年代画的《哈萨克牧羊女》，今天拿到巴黎来也是一张好画！在遥远的巴黎我听到这样的评价，心中感到一丝欣慰。

历史给董先生的艺术生涯造成许多遗憾，但他在艰苦岁月里的辛勤耕耘，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在一幅未能完成的《喜马拉雅山颂》中，静静的雅鲁藏布江水倒映着那神圣的山峰，前景有一个牧童斜靠在山坡吹着牧笛，身边静卧的羊群就要入睡了，它们的眼睛里还映着夕阳的余辉……一幅壮丽的抒情画！而董先生的胸怀，正如同这幅画的境界，博大、澄净、清澈而美丽，在他心中还有那么多、那么多未能实现的理想。

他留在人间的作品是一曲曲抒情的壮歌，而他自己的一生却是一首深沉的悲歌！

董希文 《哈萨克牧羊女》 布面油画 160x127cm

1948年 中国美术馆藏

董希文《喜马拉雅山颂》 布面油画 40x53cm 1963年

于1990年1月29日

2010年修订

（原载李玉昌、谢善骁编《无尽的怀念——纪念董希文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