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14年“董希文与油画中国风”专题研讨会

“董希文与油画中国风”专题研讨会综述

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主办的“百年辉煌·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名家：油画中国风——董希文百年诞辰纪念展”于2014年12月19日上午十点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隆重开幕。同日，配合此次展览的“董希文与油画中国风”专题研讨会顺利举行。

此次研讨会共分三节，受邀参会嘉宾共计七十余人，从上午十一点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半。前两节分别在美术馆贵宾厅和5号楼电教报告厅举行，参会嘉宾主要是董希文先生的学生和家属、朋友，发言内容主要围绕董希文的历史回顾和教学传承两个方面。第三节于下午四时在美术馆贵宾厅举行，来自院校、艺术机构的专家学者纷纷发言，集中讨论董希文艺术的学术意义。

会议第一节由邵大箴和袁运生主持，邵大箴对此次展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然后与会嘉宾分别发言。

侯一民简要介绍了此次展览在央美举办的前因后果，对中央美术学院的两位杰出艺术家徐悲鸿、董希文表达敬意，也为两人均在58岁去世表示感慨和惋惜。作为董希文的入党介绍人，他回忆了董希文入党时，从“以专长为党服务”到“服从党的需要”的思想发展变化，以及他在“反右”、“文革”中受到的不公待遇，赞扬了董希文真诚、真挚的品格。侯一民对有些人认为的政治性题材作品害了董希文的说法表示不赞同，他指出《千年土地翻了身》、《抗美援朝》等重要作品都是董希文饱含真情实感的自发创作，而非政治任务。此外，侯一民还谈及董希文在壁画方面的远见、为央美陈列馆收藏做出的重要工作等，主张对像董希文这样的央美老先生应该给予重视、加强宣传。

杨先让和闻立鹏都谈到了董希文在50年代“反右”运动前后的经历。杨先让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听闻，叙述了董希文在“反右”运动中没有被打成“右”派，而被留党察看两年的相关历史。他深刻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作家、艺术家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的创作状态，对董先生不幸的遭遇和悲凉的晚景表示痛心。闻立鹏着重讲述了两件往事，一是1957年董希文在“五月会议”上与文化部领导争论、为江风辩护；二是董希文对《人民日报》拖延、轻视报道朱德总司令参观“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结业展览一事表示愤慨。说明了董希文如何因这两件事受到处分的来龙去脉，为其遭受的政治不公和艺术制约表示不平，赞扬了董希文“整整齐齐做事，端端正正做人”的优秀品格。

靳之林在1947年进入北平艺专学习，回忆1948年北平艺专组织的大型展览，深感徐悲鸿对董希文的重视，并指出其作品在年轻学生中间最受推崇。靳之林既是董希文的学生也是他的助教，对董希文的艺术和教学思想有较清晰的了解。看到了董希文在学习西方和中国传统方面的广博性与灵活性。对于董希文工作室培养学生的目标，他说一是油画民族化，二是油画民族化基础上的百花齐放。而对于怎样实现这一目标，董希文先生的回答是：“要看有没有中国人的血液”。李天祥在发言中也证明了徐悲鸿对董希文的器重，并提醒我们关注董希文在1949年主笔创作巨幅《毛主席像》这一重要事件。

庞涛、詹建俊、赵友萍的发言都十分重视董希文的成就对当今中国艺术发展的意义。庞涛强调董希文的艺术思路非常广泛，其民族风格的创造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继承，这是民国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西洋化的忧患意识的体现，而这正是今天中国年轻一代缺乏的，以此呼吁我们应该加深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了解和继承。詹建俊对董希文作为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的两方面成就都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其博采众长、汲取中西的艺术和教学思想对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赵友萍认为此次展览不仅是对董先生艺术人生的回顾，也是我们再认识董希文的重要平台。纪念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董希文先生如何对待艺术、如何创作等等都是值得后辈好好借鉴的。庞涛还回忆了自己上中学时董希文亲赴广州请其父庞薰琹赴京工作的往事。也谈及董希文绘制《开国大典》过程中向学生征求意见、在相对简陋的条件下进行创作的等事情，让我们对这幅名作的创作过程有了进一步了解。

最后董希文的女儿董一沙和儿子董沙雷作了发言。董一沙主要介绍了此次编辑出版的《一笔负千年重任——董希文艺术百年回顾》情况，画册共收录了300多幅董希文先生的作品，既有完整作品也有创作草稿，并有大量文字和照片全面介绍了董希文一生的艺术历程。董沙雷对父亲一生的为人、从艺作出了自己的评价，认为董希文心灵单纯，政治幼稚，他为事业和理想而奋斗，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热爱亲友，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家庭中都是伟大的。

研讨会第二节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到晚上七点半，由马璐和孙景波主持。马璐首先声明这一节会议时间宽裕，每位与会者都可畅所欲言。孙景波介绍了参会嘉宾，然后谈起自己当年与董希文接触的感受，特别是对董先生在生命最后阶段还对他和姚钟华谆谆教诲一事尤为感动，同时对亦师亦友的姚钟华表达了敬意。

常沙娜是常书鸿之女，在与会者中年纪最大、与董希文接触最早。1944年董希文夫妇从重庆去到敦煌，十几岁的常沙娜称董希文之妻张琳英为张姐姐。她讲述了在敦煌董希文夫妇对她的照顾、董希文长子董沙贝出生、在北京想去看望张琳英等往事。指出董希文对敦煌艺术的吸收是其日后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同时介绍了自己当前在图案设计方面做的一些工作，提倡今天的图案设计更应重视敦煌艺术，从中汲取营养。侯黎明是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所长，他接着谈了敦煌艺术对董希文的影响。

刘秉江、李秀实、邵伟尧都是董希文工作室的学生，刘秉江、邵伟尧当时被批为“白专”，李秀实则被认为出身不好，在学校都受到许多不公待遇，因此董希文对学生一视同仁的大爱他们感触尤深。刘秉江讲述了自己在“白专”、“红专”辩论中在学校遭受的冷落，只有董希文先生忽略这些，在艺术上对他有很多指导。提及“文革”中偶遇董希文去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尴尬场景、学校通过批学生来整老师等自己亲历的事件，刘秉江对董先生的遭遇十分愤慨。想到董先生重病期间还不忘提醒他以事业为重，更是十分感动。出于自身对董希文强烈的感情和对央美传统的理解，他认为应该恢复以艺术家名字命名工作室的制度，以便更好地继承先辈遗留的财富，构建央美的传统。李秀实同意刘秉江的这一看法，认为以董希文等老一辈美院艺术家的名字来命名油画工作室，有利于向社会、国际宣传中国艺术。与此同时，也应该创造更好的条件来帮助家属保存董希文先生的遗作。谈及上学期间在备受冷落的情况下，董先生对他的关心和爱护，李秀实尤为感激。邵伟尧主要补充了董希文当年在壁画创作方面做出的努力，但是由于各种限制最终没有成功，希望这个回忆能为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史料。

姚钟华、费正对老师董希文都有着深切的情感，他们也是当年被贴上美院“沙龙”标签的主要成员。姚钟华解释了当年“沙龙”的帽子为何会戴到他们头上的前因后果，列举了董希文及其工作室学生在各种运动中经历的种种磨难。姚钟华结合自己的学习经历，对董希文的艺术思想作了阐释。他认为董希文的艺术之路很宽，能够看到中西艺术的差异和相通之处，学习传统可以融入血液，面对西方主张学习“乔托以前，塞尚以后”。他早年的《开国大典》和晚年的一些作品是对艺术的不同探索，其艺术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并通过《红军过草地》、《雅鲁藏布江之歌》等具体作品，阐发了自己对董希文艺术的见解。

费正对董希文的艺术和教学也有深入的理解，董希文曾详细地向他们讲述过如何学习敦煌壁画中的线条、色彩等艺术手段，也告诫他们对待西方的现代艺术不能全部否定，应该加以辨析和学习。费正说道，从董希文那里，他开始看到塞尚、毕加索、莫迪良尼等人的作品，开启了他了解现代艺术的大门。还提及80年代在巴黎时，华裔艺术家朱德群对董希文先生的赞誉。二人对董先生在弥留之际的印象都极其深刻，姚钟华向董希文征求如何画黄河的意见，费正则记得老师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坚持病愈后能够再画二十年的理想。

詹鸿昌并非董希文画室的学生，但是对董先生的艺术十分仰慕，经常和董希文画室的学生一起活动。他还记得自己在董先生家里看塞尚画册、听其讲毕加索艺术、董先生给他看画等往事，对恢复人名工作室制度的主张深表赞同。

潘世勋的发言着重围绕董希文的艺术和教育两方面的成就展开，他结合自己的学习经历，解释了董希文“乔托以前，塞尚以后”的教学思想和“顺水推舟”的教学方法，也指出这种教学思想和方法在当时受到很多批判和阻碍。另外对董希文重走长征路、西藏写生、“文革”遭遇等也有叙述。

袁运生是董希文学生中十分杰出的一位，他对自己被打成“右”派的历史事实进行了说明，指出这次经历对他的重要意义和启示。袁运生认为董希文在艺术上的汲取能力之强、之广是中国20世纪之最，结合董希文继承传统的实例和自己在美国的亲身经历，他阐明了我们应该加强对中国文明理解和继承的观点，也介绍了自己力图从此入手，构建新的教学模式的努力。对袁运生被打成“右”派的历史，潘世勋作了补充说明。孙新川和袁野都主张继承和学习董先生的艺术精神，在艺术上多做探索。

孙景波在评议和总结中认为，董希文先生的艺术精神在其学生中间得到传承，此次展览给予了他应有的评价，他的生命和意志就像《红军过草地》中所反映的一样，是具有悲剧性的传奇人生。孙景波也对董一沙等家属为此次展览做出的努力表示衷心感谢。

下午四时许，由王璜生和宋晓霞主持的第三节研讨会在美术馆贵宾厅开始，本场参会者都是美术界的专业学者，主要从美术史研究角度探讨董希文艺术的学术意义。王璜生认为董希文在国立杭州艺和敦煌时期的作品都具有很强的现代性，现在学界对董希文艺术的研究，总体来说还有很多空白，期待弥补。随后在宋晓霞的主持下，嘉宾――发言。

王伯勋、曹栋、李昌菊三位学者都是在博士期间接触到董希文的。《油画中国风》这本书是王伯勋在就读博士期间，跟随袁运生老师所做的个案研究的成果。书中梳理了董希文艺术中几件节点性的作品，介绍了董希文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在学术史、教育史上的影响。曹栋论文的重点是研究《苗女赶场》画法，他认为董希文的画中充满了母性与精神的力量。在他看来，董希文受林风眠影响，极重构图。而象征主义在董希文的艺术中非常重要，并且没有因为关注现实而改变。此外，他认为在保留写实线条的基础上，董希文的艺术是挥洒的、书写性的。李昌菊认为董希文对待油画意识自觉、态度开放，作品历久弥新，对现今油画创作依然有很大影响。因此，董希文的作品不仅仅属于历史，还属于当下。

油画民族化是本场讨论的一个热点。宛少军指出，油画民族化的问题自1949年之后被大量讨论和实践。其中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做到油画民族化，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先把油画学到手，之后再解决民族化问题；另一种则认为要边学习、边融合、边创造。董希文属于后者。之后又谈到董希文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的成就，是因为他对油画民族化有深刻的认识。董希文认为表现中国人民的气质和思想感情是油画民族化的核心，其次还要注重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以及创造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他认为董希文在保持油画丰富性的基础上，将中国的创造方法融入到油画中，是一位不持偏见的、拥有开阔眼光的艺术家。韩劲松认为董希文可以研究的方面很多，他是从实践上很好地解决了油画民族化的一个案例。另外，他注意到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和靳尚谊等人复制的同名作品，都经历过数次修改。同时他也看到，董必武的形象，在董希文原作和靳尚谊复制的作品中有很大差距。祁海平将董希文先生视为自己最崇拜的画家。他认为董希文提出油画民族化、油画中国风，是基于对本国文化的深深热爱和深刻理解。他对董希文油画兼收并蓄的情怀和充满诗意、追求写意的风格也给予肯定。

侯黎明主要介绍了在敦煌的经历对董希文造成的巨大影响。他从董希文临摹的三张《舍身饲虎》谈起，介绍了绘有《舍身饲虎》不同版本的两个敦煌洞窟——以凹凸画法为主的254窟和以线造型为主的428窟。而敦煌的《舍身饲虎》本身，也是在同类题材中结构最好的。侯黎明认为董希文在敦煌吸收了中国文化最精粹的部分，这为他打下了极好的艺术基础，也呼吁我们加强对敦煌文化的研究和继承。

刘新认为董希文是新中国油画中的节点性人物，他认为探讨董希文与西藏等少数民族、董希文与政治等都是很好的议题。他在研讨会主要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董希文和中国西部绘画界的问题，一是新中国的中国画改革问题。他认为本次展览理清了许多涉及董希文的关键问题。在最后，他提出了一个细节，就是董希文曾和袁运生谈起《苗女赶场》这张画时，讲过“依照我的本意，应该是按这个路子走下去的”

赵昆讨论了董希文三次青藏之行中的人物写生问题。他介绍了三次进藏路线，梳理了董希文在其中的作品情况。董希文第一次去西藏走的是康藏公路筑路工队的路线，回来创作了《春到西藏》。第二次是1955年重走长征路，这次主要是为了创作《红军长征》这张作品，此外还有《藏女阿嬷》、《藏女阿管》等。第三次1961年走的是拉萨至亚东的路线，受美协邀请至藏。最后提出，我们可以从董希文的作品看到民族志和民族学的缩影。

最后，执行策展人郭红梅为大家介绍展览以及待出版的画册和文集情况，并向大家征集董希文专论文章。当天与会学者还有易英、吴洪亮、于洋、刘礼宾、王春辰、蔡萌等，由于时间关系未能发言。

文/宋金明、王浩

历史回顾：“董希文与油画中国风”专题研讨会（一）

2014年12月19日上午11点，“董希文与油画中国风”专题研讨会第一场“历史回顾”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贵宾厅举办。本次研讨会为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百年辉煌”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名家之董希文百年诞辰纪念展的系列研讨活动。本场论坛主持人为著名学者邵大箴、袁运生，出席嘉宾有侯一民、靳之林、潘世勋、庞涛、杨先让、詹建俊、闻立鹏、林岗、赵友萍、杜键、李天祥等央美老教授学者及董希文家属董一沙、 董沙雷悉数出席并发表讲话。

一代名师 晚年坎坷之路

董希文1914年生于浙江绍兴，在家藏的大量书画瓷器、金石碑帖中接受了艺术启蒙，早年入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杭州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林风眠、常书鸿、李超士、潘天寿等重要艺术家都曾影响过他。1939年去法国留学，后回国。1943年赴西北敦煌艺术研究院并投入对敦煌壁画的研究，并运用于油画创作之中，使画风发生了转换。可以说，董希文早期的学习经历颇具传奇，其在学习绘画艺术之路上访遍名师，吸取百家所长，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在研讨会上，侯一民回忆董希文1957年差点被打入右派的经历。侯一民感慨，“董希文是一名出色的艺术家，但当时那个时代不能给予他更好的空间去发展。即便如此，他依旧取得了不凡的成绩。”

闻立鹏仍记得当年董希文面对文革期间甚至之后受到各种调查，“他是一个党员又是一个艺术家，这两个统一起来那么难呢。”闻立鹏表示，董希文的确热爱国家、热爱党，但其艺术观点与党的观点不尽相同，他的艺术思想是在塞尚之后，乔托以前。这些观点与当时流行的主流思想恰恰相反，闻立鹏总结道，“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反潮流的思想家。”

美术教育 开放性的教学态度

靳之林谈起董希文建立工作室所明确的两个目标：一是“油画民族化”；二是在油画、民族画基础上的百花齐放。当问如何实现“油画民族化”的目标，董希文回答——“看你有没有中国人的血液。”靳之林表示，在后来对艺术的探索和了解加深后，他才真正明白了董希文所说的“血液”为何物，“那就是文化基因，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使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往前发展，成为今天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文化断裂的国家。”

在詹建俊看来，董希文主张的第三画室教学，一方面是广收博采，吸收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他对传统特别强调，我们建国初期对西方艺术是批判的，在这种社会艺术的舆论状态之下，第三画室本着他对艺术的理解，强调广收博采，凡是有价值的，都主张要去研究。”在当时，现代艺术是一个禁区，董希文顶着风进行教学，甚至在反右的时候受到指责，但董希文坚持自己没有错，他认为有价值的艺术，不管源自东方或西方，就应该进行研究学习。

董希文不仅是一名优秀的艺术家，也是一名出色的美术教育家。在研讨会最后，董希文的子女董一沙和董沙雷回忆起父亲一生坎坷经历，也是感慨颇深。在董沙雷看来，父亲是一位非常单纯和执着的人，对艺术有着一颗赤子之心，而他生活的年代并不能使其真正发挥才华，导致最后过早去世。他最后深情说道，“我父亲对艺术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对家庭、孩子，对父母都是非常热爱，他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人。”

教学传承：“董希文与油画中国风”专题研讨会（二）

2014年12月19日下午两点，“董希文与油画中国风”专题研讨会第二节“教学传承”在中央美术学院5号楼学术报告厅举行，壁画系教授孙景波及中央美院造型学院院长马璐担任该场论坛学术主持。该场论坛的发言嘉宾主要是董希文先生的学生及目前学院油画主要教学骨干，主要讨论了当时历史文化条件下董希文的教学主张，也对目前学院教学提出诸多思考意见。

董希文主持“董希文工作室”教学时，孙景波正在中央美院附中学习，他回忆当年“董希文工作室”对其是极具吸引力和诱惑力的，也经常前往观摩学习，并立志要报考成为董希文的学生。后来美院“关停整改”才前往云南美协工作，但在云南认识了董希文弟子姚钟华，后经引见拜访过董先生，也算间接受到董希文艺术影响。

常沙娜本应该是在论坛第一节发言的，由于论坛讨论异常热烈才受邀在第二场发言，她结合自己与董希文夫妇的生活交集及父亲常书鸿的回忆讲述了董希文在敦煌的学习情况。董希文与张林英1944年前往敦煌临摹壁画，在常书鸿的记忆里，董希文夫妇是他的左膀右臂，也对他临摹的壁画给予极高评价：“对原画精髓的理解很不一样”。常沙娜对敦煌艺术也有极为系统的研究，在她看来，董希文对敦煌壁画的临摹是掌握了气韵的，呈现出敦煌壁画魏晋、唐两种不同风格，并称董希文是绘画界的“民族英雄”。

论坛讨论嘉宾回忆了董希文当年的教学思想主张，也追忆了他在后来各种政治运动中遭受的苦难，认为董希文的一生是辉煌的，也是悲剧的。潘世勋提到董希文在教学上主张“顺水推舟”，因此他的学生都颇具积极性和创新性，在具体教学上也不拘泥于技法的传授，更在于艺术创作方面的领域，因此后来三画室学生的艺术道路也都不尽相同。董希文的这种主张也是很多“坏学生”组织“小沙龙”的原因之一，这还一度被批为资产阶级方向的教学。姚钟华回忆起董希文当年的教学还记忆犹新，比如董先生在作画时强调主观的肯定，强调要处理果断，强调富有情绪化的笔触。袁运生认为他目前在教学上的一些主张、想法其实还是董希文教学思路的延续。

历史题材是董希文的重要表现题材，姚钟华提到董希文政治题材绘画也是结合了自己经验的真心流露，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常态文化需求，同时他的《哈萨克牧羊女》等作品也具有强烈的写意装饰性。潘世勋肯定了董希文“研习乔托以前，塞尚以后的造型概念和语言形态”主张，并提出他的历史画是正视历史的严肃描绘，比如《红军过草地》就反对一些过于乐观的描绘，真实表现红军面对困难的精神神态。费正结合自己追随董希文学习的经历认为董希文的贡献在于他拉近了油画这种外来绘画与民间艺术的距离。这也是袁运生提到的董希文提出油画中国风的文化缘起。

谈及目前学院教学时，潘世勋提到学院之所以为学院，是因为有一群有自己艺术教育理想的教育者，能吸引学生学习，并将这种传统传承下去。因此，刘秉江对目前中央美院油画系一、二、三工作室的划分方式提出异议，相比现在“三工作室”的称呼，他更喜欢“董希文工作室”，这种称呼更具有风格指向性，也更有传统梳理、传承的概念。李秀实赞同这一观点，提倡这种更具符号化的复名，认为这也与文化品牌建设思想一脉相承。对于此次“油画中国风——董希文百年诞辰纪念展”，刘秉江评价这是一次学术分量十足的展览，他也批判了当下各种形形色色的“学术展”现象，至于什么是学术性？他认为首先要有开创性、思考性。

学术意义：“董希文与油画中国风”专题研讨会（三）

2014年12月19日下午4点，“董希文与油画中国风”专题研讨会第三节之“学术意义”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贵宾厅进行，研讨会由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和宋晓霞教授担任学术主持，发言嘉宾有王伯勋、祁海平、侯黎明、宛少军、韩劲松、曹栋、赵昆、李昌菊。

研讨会开始，王璜生首先说到，在历史上不乏对董希文艺术的研究与讨论，但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和展开的问题，长期以来关于董希文艺术的研究集中在他的具有经典性、历史性的大型创作上，而本次展览努力将董希文艺术的各个阶段进行呈现，其中包括他早期的学习阶段的创作、敦煌阶段的创作、西藏阶段的创作等，这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资料与线索。他期待学者从更多具体作品和相关历史节点入手研究，从而更全面的理解董希文艺术。

研讨会首位发言的学者王伯勋作为《油画中国风——董希文艺术思想源流与实践》一书的编著者，在多年的研究中他对董希文这个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具有坐标意义的画家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影响进行了梳理。他说到，在对历史材料与细节的深入中，他发现许多和当初的选题预想有很大出入的地方，比如说这样一个细节——董希文作为一个在现当代美术史中如此重要的画家，一张政治意味及其浓郁的大型作品把他推到中国现当代美术史开篇的位置，可是为什么在和董希文同校毕业的浙江地区的同学们的文献中没有人提及过董希文和他所完成的《开国大典》？在对相关素材的梳理与研究中，他发现董希文在其艺术历程中经历过好几次颠覆性的嬗变，这个演进的过程中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研讨会的第二位发言嘉宾是祁海平，他自言作为一个油画家，在早年接触到董希文的作品时便被其中的勃勃生机所吸引。他认为董希文是中国油画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艺术主张与艺术实践为艺术家们提供了许多启示。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道路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而董希文很早便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艺术主张，即油画民族化。董希文认为中国艺术家应该有自己的气质和表现手法，这是个性的选择和文化身份的自觉。祁海平认为董希文对中国艺术有很深的理解，无论是在精神气象还是艺术形式上都有着中国性和大家风范，并且他在创作中是兼收并蓄的，他有着很强的实验精神，认为油画具有多样的可能性，在题材、风格、技法上都有着同时代人少有的跨度。

敦煌美术研究所所长侯黎明在研讨会中表述了敦煌时期对董希文艺术生涯的重要性。对于董希文来说，敦煌时期在他的艺术生命中是具有启发与开拓意义的。侯黎明说到，董希文三次临摹“舍身饲虎图”，不停的琢磨，在那个不安的时势中，董希文带着这份专注在敦煌潜心的研究与绘画，而壁画作为宋以前美术的主流遗产具有真正的中国性，董希文正是于此吸收了中国艺术的精粹。随后发言的刘新作为《中国油画百年图史》的书写者，他认为董希文是新中国油画史的许多课题中节点性的关键人物，在西部问题和改革问题中都见董希文的重要性。敦煌壁画作为一种绘画的传统资源对中国油画的落地生根起着关键的转型意义，此中，董希文的创作成果是最直接的体现，最具正面价值。他的创作中敦煌文化转化成了美术创作资源，从而使民族艺术在新的时代有作为。刘新也说到，在董希文心中，《苗女赶场》、《哈萨克牧羊女》这类作品是他喜爱的道路，而他并未继续下去是一种遗憾，在时代主流中，他放下了个人爱好，他的才气与共和国的精神气度契合在一起创造了传世经典。

由于会议时间的限制，与会嘉宾并未一一进行详细阐述，宛少军继续油画民族化的话题，他认为油画民族化是当时有抱负的画家进行的自觉实践，董希文边学习边融合，思考着如何既保持油画本身的性能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他的天赋与修养使他对民族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其中中国人的气质与情感是核心。油画民族化在今天仍然是重要的课题，董希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韩劲松随后简略的提到董希文原作的复制与修改问题，而曹栋从董希文作品中的的构图、色彩、题材等分析了其中隐现的象征主义与精神情怀。赵昆利用幻灯片展示了董希文三次进入青藏高原的详细路线和相应时期所作的作品，并提出藏族题材在许多课题中的重要意义。讲座的最后一位发言嘉宾李昌菊多年来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油画本土化现象，她认为董希文油画的成就与价值不仅属于五十年代，也回答今天了今天油画创作取向中的诸多重要问题。

文/林佳斌、张文志、张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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